第六十四章 田制
第六十四章田制
毕竟不要看胥吏都是贱民,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很有钱的。
吃官府这口饭的,钱是很容易到手的。只是没有社会地位而已。
有相当一批胥吏其实很想摆脱自己的身体地位,只是没有办法而已,而今有了办法,他们自然想要拼一拼,正途入仕。
除此之外,朱祁镇还下令,允许这些胥吏直接报考京师的学校,或者地方官推荐,可以从胥吏转为吏员。
只是一定要调到外地任职才行。
还有,正因为胥吏改革如此之重要,所以朱祁镇才将胥吏改革,与运河经济带处于一个近乎重合的趋势。
这是朱祁镇的战略布局。
大明经济北轻南重。
纵然朱祁镇这么多年努力,也并没有改变这个局面,不过是双方稍稍平衡了一点。
北京经济最好的地带,就是沿运河经济带,当然了,而今沿海各港口也很有一些发展。但是仍旧不如南方。
朱祁镇就想通过政策导向,让大明南北经济再次拉近一点。
毕竟,北京在北方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,经济失衡,很可能影响到了北京的话语权。
朱祁镇在正统三十二年的发布的诏令,也就这三道。
并非说,朱祁镇变法政策就这三道了。
而是这是朱祁镇与内阁商议之后,能够通过的。而更多事情是无法通过,最少而今也没有商议出一个让各方接受的办法。
因为朱祁镇的关注点,就是土地问题。
如果说,大赦令是顺着太祖太宗一直秉承的态度,往前狠狠推了一把而已,驰禁令就是用一个小刀在大明体制上,轻轻的开出一个小口子。废胥吏改吏员令,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。
那么关于土地,关于田制的问题,那就是一场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手术。
毕竟大明就是一个农业国,最重要的就时候农业问题,农业之中最重要的问题,就是土地问题。
这是整个大明的根基。
一个清丈,就让很多人人心惶惶了。
更不要说,朱祁镇还想下大动作了。
只是放在朱祁镇的角度来看,他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大明的体制,百姓连出自己的县都很成问题,都被绑定在土地之上。无视县界府界的,要么是士大夫,要么就是流民强盗。
工业化是需要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。
其实,江南手工业发达,也有这样的模式了。
要不让苏州比北京还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?
但是这些从农村到城市之中人口,并不在大明朝廷控制之中。这种城市发展,也处于很无序的状态。
解放前上海的情况,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苏州虽然没有青帮,但是有打行,同样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夜壶。
这就是为什么朱祁镇翻来覆去都回到一定要废除胥吏的原因,工业化社会与农业化社会的管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
朱祁镇对田制改革的目的,有两个,一是让百姓脱离人身束缚,可以进入城市打工,提供工业化的人口。二就是想办法减轻百姓负担。
毕竟大明百姓总体来说,实在是太苦了。
但是这两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,但其中有种种问题要解决。
首先支撑大明基层运作的是赋税。
税主要是夏粮秋粮,赋主要是各种劳役。
缴纳夏粮秋粮的基本单位是丁,服劳役的基本单位也是丁。
丁税本身来好说,并不是太重,但是劳役就太多了一点,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让地方官必须将百姓留土地之上。
否则谁为朝廷服役。
虽然总体上来说,北重于役,南重于粮。但是两边都不想让百姓离开土地。
想要让百姓能离开土地,在历史上其实有办法的。
那就是一条鞭法,也就是摊丁入亩。
将丁税摊在田税之中,从今之后,县里再要劳役拿钱雇佣百姓就行了,这一切从赋税之中开支。
无地的百姓就不用承担赋税与劳役。
如此一来,县里对他们没有要求,自然有了自由迁徙的可能。人口也没有瞒报的必要了。
对底层百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
有这么多的好处,简直是与工业化配套的田制。
如此一来,就能有很多剩余百姓涌入城市之中。
只是,这里面有颇多的难处。
首先,也是最重要的是,朝廷的负担总是有人来承担的,最底层的无地百姓轻松多了,请想想那一方加重了负担。
自然是有大量土地的人。
而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什么人?是在大明有权有势的人,这些人与大明百官很多人是重合的。
所以,朱祁镇而今想让百官通过这个办法,并让他们积极执行,可能吗?
其次,就是一条鞭法,也是有自己的弊端,并不是太适应全国。
一条鞭法最根本一个改革,从实物税变成了货币税。但是老百姓种粮食,他们是有粮食的,但是他们哪里有银子,必须卖了之后,才能有银子。
这其中就要被奸商剥削一层。
而放在朝廷层面,大明朝廷不需要粮食吗?怎么可能,大明朝廷对粮食的渴望一点也不少。
需求量也很大的。
纵然河北而今已经是一座粮仓。但是北方粮食产量还是比不过南方的。所以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这一件事情,是不能断的。而且大批量的运输。
这样或许会压下河北粮价,打压了河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。但是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。
如果粮食全部换成钱,需要的时候再用钱去卖。
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。
粮商并不会做赔本买卖,他们绝对不会从很远的地方将粮食给运过来,并且平价卖给官府,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坐地起价。
所以无形之中,赋税从粮食变成银子,然后再从银子变成粮食,打了两个折扣,朝廷拿到手的东西,越来越少。
再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太穷的地方,不适应一条鞭法。
这个太穷的地方,其实就是指北方,特别是西北地区。
西北农业凋零,即便于谦致力于恢复,但是几百年的留下烂摊子,岂是于谦十几年能够挽回的。
于谦毕竟是人,不是神。
一条鞭法的核心,其实以银代役,有王安石免役法之遗意。
但是对于这些穷人来说,让他们去给官府干几天活,其实没有问题的,反正穷人的时间并不值钱。甚至如果县令心软,或许还能在官府那边混几口饭吃,给家里节省一点口粮。
但是这个时候,你告诉他。让他们交出一点钱来,就不用来服役了。
这对这些人来说,根本雪上加霜。
他们哪里有钱啊?
北方粮食产量本来就比南方少,而西北这些地方有些地方一亩旱地才收入几斗粮食,比起江南一亩地平均数石,甚至有精耕细作的水田,能达到七石到十石之间。
是西北土地产量数倍。
所以西北苦,很多人糊口都用尽了他们所有力气。已经承受不了一点点负担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,明代后期,陕西先造反的原因。
固然是因为大旱连连。但也有一条鞭法的原因。
一条鞭法在南方是善政,是良法,但是西北,是恶政,平日还勉强生活,一旦天灾人祸,就只能造反了。
这些种种问题,是真实存在的。
朱祁镇其实还没有提具体的一条鞭法,仅仅是以丘濬的以丁配田的思想之上,做出一点点发挥,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一般,整个朝廷吵成一团。
朱祁镇不得不多次召开会议提出各种解决方案,将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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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竟不要看胥吏都是贱民,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很有钱的。
吃官府这口饭的,钱是很容易到手的。只是没有社会地位而已。
有相当一批胥吏其实很想摆脱自己的身体地位,只是没有办法而已,而今有了办法,他们自然想要拼一拼,正途入仕。
除此之外,朱祁镇还下令,允许这些胥吏直接报考京师的学校,或者地方官推荐,可以从胥吏转为吏员。
只是一定要调到外地任职才行。
还有,正因为胥吏改革如此之重要,所以朱祁镇才将胥吏改革,与运河经济带处于一个近乎重合的趋势。
这是朱祁镇的战略布局。
大明经济北轻南重。
纵然朱祁镇这么多年努力,也并没有改变这个局面,不过是双方稍稍平衡了一点。
北京经济最好的地带,就是沿运河经济带,当然了,而今沿海各港口也很有一些发展。但是仍旧不如南方。
朱祁镇就想通过政策导向,让大明南北经济再次拉近一点。
毕竟,北京在北方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,经济失衡,很可能影响到了北京的话语权。
朱祁镇在正统三十二年的发布的诏令,也就这三道。
并非说,朱祁镇变法政策就这三道了。
而是这是朱祁镇与内阁商议之后,能够通过的。而更多事情是无法通过,最少而今也没有商议出一个让各方接受的办法。
因为朱祁镇的关注点,就是土地问题。
如果说,大赦令是顺着太祖太宗一直秉承的态度,往前狠狠推了一把而已,驰禁令就是用一个小刀在大明体制上,轻轻的开出一个小口子。废胥吏改吏员令,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。
那么关于土地,关于田制的问题,那就是一场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大手术。
毕竟大明就是一个农业国,最重要的就时候农业问题,农业之中最重要的问题,就是土地问题。
这是整个大明的根基。
一个清丈,就让很多人人心惶惶了。
更不要说,朱祁镇还想下大动作了。
只是放在朱祁镇的角度来看,他也是没有办法的。
大明的体制,百姓连出自己的县都很成问题,都被绑定在土地之上。无视县界府界的,要么是士大夫,要么就是流民强盗。
工业化是需要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。
其实,江南手工业发达,也有这样的模式了。
要不让苏州比北京还多的人口是怎么来的?
但是这些从农村到城市之中人口,并不在大明朝廷控制之中。这种城市发展,也处于很无序的状态。
解放前上海的情况,就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苏州虽然没有青帮,但是有打行,同样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夜壶。
这就是为什么朱祁镇翻来覆去都回到一定要废除胥吏的原因,工业化社会与农业化社会的管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
朱祁镇对田制改革的目的,有两个,一是让百姓脱离人身束缚,可以进入城市打工,提供工业化的人口。二就是想办法减轻百姓负担。
毕竟大明百姓总体来说,实在是太苦了。
但是这两个要求看上去很简单,但其中有种种问题要解决。
首先支撑大明基层运作的是赋税。
税主要是夏粮秋粮,赋主要是各种劳役。
缴纳夏粮秋粮的基本单位是丁,服劳役的基本单位也是丁。
丁税本身来好说,并不是太重,但是劳役就太多了一点,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让地方官必须将百姓留土地之上。
否则谁为朝廷服役。
虽然总体上来说,北重于役,南重于粮。但是两边都不想让百姓离开土地。
想要让百姓能离开土地,在历史上其实有办法的。
那就是一条鞭法,也就是摊丁入亩。
将丁税摊在田税之中,从今之后,县里再要劳役拿钱雇佣百姓就行了,这一切从赋税之中开支。
无地的百姓就不用承担赋税与劳役。
如此一来,县里对他们没有要求,自然有了自由迁徙的可能。人口也没有瞒报的必要了。
对底层百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。
有这么多的好处,简直是与工业化配套的田制。
如此一来,就能有很多剩余百姓涌入城市之中。
只是,这里面有颇多的难处。
首先,也是最重要的是,朝廷的负担总是有人来承担的,最底层的无地百姓轻松多了,请想想那一方加重了负担。
自然是有大量土地的人。
而有大量土地的人是什么人?是在大明有权有势的人,这些人与大明百官很多人是重合的。
所以,朱祁镇而今想让百官通过这个办法,并让他们积极执行,可能吗?
其次,就是一条鞭法,也是有自己的弊端,并不是太适应全国。
一条鞭法最根本一个改革,从实物税变成了货币税。但是老百姓种粮食,他们是有粮食的,但是他们哪里有银子,必须卖了之后,才能有银子。
这其中就要被奸商剥削一层。
而放在朝廷层面,大明朝廷不需要粮食吗?怎么可能,大明朝廷对粮食的渴望一点也不少。
需求量也很大的。
纵然河北而今已经是一座粮仓。但是北方粮食产量还是比不过南方的。所以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这一件事情,是不能断的。而且大批量的运输。
这样或许会压下河北粮价,打压了河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。但是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是非常重要的。
如果粮食全部换成钱,需要的时候再用钱去卖。
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。
粮商并不会做赔本买卖,他们绝对不会从很远的地方将粮食给运过来,并且平价卖给官府,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坐地起价。
所以无形之中,赋税从粮食变成银子,然后再从银子变成粮食,打了两个折扣,朝廷拿到手的东西,越来越少。
再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太穷的地方,不适应一条鞭法。
这个太穷的地方,其实就是指北方,特别是西北地区。
西北农业凋零,即便于谦致力于恢复,但是几百年的留下烂摊子,岂是于谦十几年能够挽回的。
于谦毕竟是人,不是神。
一条鞭法的核心,其实以银代役,有王安石免役法之遗意。
但是对于这些穷人来说,让他们去给官府干几天活,其实没有问题的,反正穷人的时间并不值钱。甚至如果县令心软,或许还能在官府那边混几口饭吃,给家里节省一点口粮。
但是这个时候,你告诉他。让他们交出一点钱来,就不用来服役了。
这对这些人来说,根本雪上加霜。
他们哪里有钱啊?
北方粮食产量本来就比南方少,而西北这些地方有些地方一亩旱地才收入几斗粮食,比起江南一亩地平均数石,甚至有精耕细作的水田,能达到七石到十石之间。
是西北土地产量数倍。
所以西北苦,很多人糊口都用尽了他们所有力气。已经承受不了一点点负担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,明代后期,陕西先造反的原因。
固然是因为大旱连连。但也有一条鞭法的原因。
一条鞭法在南方是善政,是良法,但是西北,是恶政,平日还勉强生活,一旦天灾人祸,就只能造反了。
这些种种问题,是真实存在的。
朱祁镇其实还没有提具体的一条鞭法,仅仅是以丘濬的以丁配田的思想之上,做出一点点发挥,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一般,整个朝廷吵成一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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